上了批判性思维课，缘何就能提升高考语文成绩

原创 2016-07-23 马用雷 外滩教育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r0315oss2wy&width=500&height=375&auto=0

看点他一开始只是个名不经传的语文老师，可是一个“虎头虎脑的青年教师”缘何能被上海语文名师黄玉峰一眼相中；他又是怎么一步一步开发出一套批判性思维写作课；而这样的写作课又缘何能够很好地提升了学生的高考作文成绩，他究竟对现在的作文课动了什么手术，以致他所执教的两个理科班更是捷报连连，他的学生高考理科状元李翰飞同学的语文成绩高达132分，其中一个理科班的语文平均分更是高达113分。

文、编辑 | 马用雷摄影 | 晓黒

缘起于在一次上海市写作学会的写作教学评比比赛中有突出表现，这位“虎头虎脑的青年教师”被上海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一眼相中，一举拿下第一名，并受邀在母校华东师范大学又紧接着上了一堂批判性写作公开课，从此“一石激起千层浪”，彻底改变了他的教学生涯。不仅经由黄玉峰推荐调入复旦附中，更在2014年作为演讲嘉宾受邀参加台湾北一女中的两岸三地语文教学研讨会，这是他的第一次公开演讲，一个风头正劲的青年教师。

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超级教师王召强。

他的写作课从来形式新颖，在复旦附中的进校第二年便开发出一门深受学生欢迎的批判性课程——“公民论坛”，引起教育领域的广泛关注。

“我上课曾经刻意模仿过两个人，一个是‘品三国’的易中天；另一个是在哈佛大学开设《公正课》的政治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因为五年前的一个机缘，我无意间在网上看到了这门公开课，觉得这种授课内容和教学方式非常好，就打算自己开发一门适合中学生的、有中国特色的公正课，也就是批判性思维训练课。”

经过长达五六年的不断磨合、反思和总结，终于有了今天的批判性思维十二讲。“如果一个学生完整地接受过我的批判性思维十二讲，那他的逻辑思维能力将会得到大大的提升，写起议论文来将会非常轻松。”王召强非常自信地说。

作为今年高三毕业班的语文老师，他所执教的两个理科班更是捷报连连，他的学生高考理科状元李翰飞同学的语文成绩高达132分，其中一个理科班的语文平均分更是高达113分。这让当年发掘他的老恩师黄玉峰先生倍感欣慰。

“唤醒理性的不安”：至今难忘的批判性写作课初体验

说起自己实践开发的批判性思维课，最令王召强印象深刻的，还是发生在五年以前自己的“第一次”。

“我第一次上批判性思维的主题讨论课，话题选的就是‘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当时我带的高三历史班上有两个文艺男青年走得比较近，经常在一起喝咖啡、看电影、做作业，同学们颇有微词，私下里议论纷纷，有个女生义正言辞地提出，让我好好管管他们，她的理由很有意思，不是歧视同性恋，而是觉得在男生相对较少的文科班，再来一对好基友，简直就是浪费资源。当时我刚好在看迈克尔•桑德尔的‘公正课’，他也跟学生在讨论这个话题。于是我想何不模仿一下迈克尔•桑德尔先生，让我的学生也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我先在班级里做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非常出人意料，全班45个学生竟然有40个人是支持同性恋的，只有5个人反对。但这5个人立场坚定、毫不退让，与另外40个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撑起了全场。”

“这个话题我们当时连续讨论了六节课，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断地主动查阅资料，拿出新的观点再次加入辩论，涉及的话题越来越广，讨论也就越来越深入，同学们参与的热情非常高。我记得当时有一名平时颇为沉默寡言的女生，高一高二两年中几乎没有在我的课堂上主动发言过，竟然彻底‘爆发’了，几乎成了一个主辩手。”

显然这个话题和这种自由辩论的形式成功地激发了学生言语表达的欲望。这也是王召强老师执教以来学生第一次主动要求加时上课，让他尝到了公正课的“甜头”。

“当时给我的冲击很大，至今印象深刻。”

自此以后，再没有学生对那两位男同学指指点点了。因为学生们切身地认识到“不应该歧视同性恋”；“真正的民主不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而应该是对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加以人权上的尊重和保护。”

当然，如今回顾起来，“当时第一次还是很不成熟的，不懂得节制”，王老师说。后来渐渐演化，知道了要将学生讨论和老师结辩梳理的时间控制在两节课以内，包括在辩论开始前，加入老师的导语环节，要让学生将自己的理由写出来，再让学生在同伴中交流对话，再将正反双方的观点统一整理在黑板上，接下来再讨论就更有针对性。

老师的讲评其实非常重要。这也正是新课程改革的矫枉过正之处——“以为老师讲得越少越好”。恰恰相反，教师必须对这个话题进行深入浅出的学理分析——“学术上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学理分析框架来更有效地看这个问题”。比如社会学家李银河在两会上撰写的《关于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提案》。

最后，老师就该话题的一个具体问题布置一道作文题目就可以了，学生在充分研讨的基础之上肯定能写好这篇作文。

“绝大多数的作文教学低效甚至无效的原因就在于它没有先授课程，直接给学生一道题目就让学生开写了，结果就是写不好，或者干脆写不出。”王老师说。

布置作文题目也是很讲究艺术的。

比如，“同性恋这个话题，我会让学生评价一下孙海英在网络上的大放厥词，说什么‘同性恋简直就是犯罪’，这种观点非常值得一驳，简直就是无知者无畏”。

也就是说，选择给孩子写作文的话题一定要小，难度要低；但是之前的讨论话题要大，对于学生而言，才具备挑战性，才有合作学习和探究的必要。

从模仿迈克尔·桑德尔的“公正课”开始，到自己打磨出十二个“有中国特色”的批判性思维课程，王召强老师完成了他对批判性课程的重构。

这十二课主要包括以下议题：“教育要公正”、“死刑存与废”、“同性恋婚姻”、“个人与国家”、“容忍与自由”、“为什么贫穷”、“平庸的邪恶”、“电影分级制”、“怀疑与信仰”、“计生罪与罚”、“为民主辩护”、“公民不服从”。

王召强说：“这些议题乍看属于宏大叙事，但一经结合热点时事，只要选准角度，提出一个比较具有争议性的核心问题，都会变得非常真实有趣，将学生带入桑德尔所说的‘道德困境’，而面对这些道德困境，正确的态度不是回避，而是‘理性的省察’。理性的省查的过程就是批判性思维养成的过程。”

用迈克尔•桑德尔的话说，“我们的目的，绝对不是灌输什么绝对真理，而是‘唤醒理性的不安’，看看理性能把我们引向何方……”

“事无三不成”：批判性写作课程的一波三折

在开发批判性课程的过程中，王召强也并非一帆风顺。他也遭受过各种“批判”，质疑之声不绝于耳。相对于外界众声喧哗的嘈杂，他更在乎的是学生自己的课堂体验。

出于公民教育的目的，王召强当初曾选了一个“大而无当”的“民主”话题进行讨论。第一次准备仓促，学生对讨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是否适宜开展以西方民主政治模式为典范的政治改革”这种话题的背景知识准备不足，一碰到美国两党制、英国君主立宪制、法国总统制等专业知识就漏洞百出，结果只好沦为一堂普及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大杂烩”；第二次虽然提前一个月做准备，解决掉了一些常识性谬误，但没想到的是“刹车”失灵了，学生辩论双方反倒就“国情论”、“国民素质论”、“人口论”等话题越扯越远，偏离了讨论主题，结果只能是什么也没留下。

但是王召强并未气馁，认真总结了前两次教学设计上的不足，开始埋首典籍。他发现美国人对“民主”这样的大话题的教育讨论都是采取化整为零、循序渐进的方式。比如，美国高中教材《民主的基础》就是将其划分为权威、责任、隐私、正义等四个专题各个击破；而美国教育家内尔·诺丁斯在《批判性课程：学校应该教授哪些知识》里更是精选了十个主题来教学：学习与自我理解、战争心理学、房与家、他人、为人父母、动物与自然、广告与宣传、谋生、性别、宗教。

王召强显然是一个“善用书者”，积极反躬自省，正如黄玉峰老师赠送给他的《论语》名言：“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而反求诸其身。”他认识到自己之前过于急迫地想要将“德先生”塞给学生，反而失去了“德先生”的风范，最后只能是解放了学生的嘴巴，却束缚了学生的思维。他开始学会蛰伏一旁，等待着“成功进击”的那个最佳时机。

高三是高考年，刚好王召强的班上有两个学生户籍是外地的，直接面临着因户籍限制无法参加高考的问题，他敏感地察觉到这将是一个很好地切入教育公平话题的良机，这个话题背后反映的正是政治学上“分配正义”的范畴。

在备课过程中，他结合薛勇的一篇博文《大学要按城乡人口比例招生》为引子，让学生四人一组，分头查找资料、搜集论据、归纳论点，经老师梳理公示，然后再在课堂上展开针锋相对的辩难。果然，这次关于教育公平的大讨论获得了空前成功。

通过讨论和引导，学生认识到薛勇教授观点上有失偏颇之处，也承认目前高考政策学理上确属不公的事实。很多身为上海户籍的学生作为“既得利益者”也纷纷表示教育改革势在必行，不顾自己的个人利害和情感，承认教育理应朝着更为公正的趋势发展。这就很符合批判性思维要求在公共讨论中要保持客观立场的原则，从而达到重估一切价值并重视理性思辨精神的教学目标。

“这节课是我迄今为止最为满意的一堂公开课，因为它寄寓了我个人对于教育公正的追求。”王召强老师说。

“在我的31名小学同学中，五年级毕业的时候，还剩下22人，9人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在我的120名初中同学中，初三毕业的时候，还剩下22人。考上重点高中的，只有我一个；最终通过复读最终考上高中的，也就3个人；最终考上大学的，当然就只剩下我这个孤家寡人了。而我在上海看到的所谓现代化的一切表征，都不禁让我思考，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么严重的社会撕裂。种种‘不公平’、‘不公正’的社会现象，急剧超越了我个人遭遇的‘童年创伤’，我不禁要进一步反思：发生在我这一代人身上的悲剧，到底是怎样产生的？”

难怪这节课后来被评为上海市写作学会作文教学评比一等奖的第一名。

“以读促写”： ¼的写作专项课的课时比重才能换来写作的升格

“批判性思维相关专题的写作学习首先要基于广泛的阅读。”

比如讨论“计划罪与罚”的话题，就要选取几篇相应的文章，有正面，更要有反面，最好还要拿出1980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公开信》，号召全国人民“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实施计划生育的原始红头文件。因为原始文件带有史料的价值，可以说明当年为什么要搞计划生育；而现在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针对计划生育，包括放开二胎这种热点话题的看法又是怎样的？与此牵涉到的还包括人口红利、人口老龄化等问题。

一个作文话题的周期相对较长，会持续一个月左右，除了读书的输入外，可能还包括音频、视频等影像资料等。这些工作基本上是放在每周一节的作文课上进行的，其课时比例在语文课的总课时里至少要占到四分之一。

这样的写作课与以往我们接触到的作文课不一样，不是那种老师直接布置一个题目就让学生开写那种，那种训练方法的效果自然要大打折扣。

“这种作文训练课的观念已经十分落后了，既没有什么序列可言，也没有清晰的教学目标，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让学生模仿范文上，而范文教学法恰恰是最低效的写作教学法。这个结论早就被西方教育家证明过了。”

这样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你从小就读了很多梁实秋、林语堂、汪曾祺等人的美文，这些都是很好的范文啊，可是你的作文还是没有进步？”因为在学生现有的写作水平与经典美文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需要老师持续地为学生搭建写作的支架和进步的阶梯才行。老师就是那个在写作教学中不断地给学生 “搭支架的人”。

“我的做法是让学生‘以读促写’、在口语交际的基础上，互相辩难，充实理由，加强论证，再开展写作训练。这样整个流程走下来，学生的认知水平提高了，写作水平也就跟着水涨船高了。”

在王召强看来，传统的写作训练课最大的问题就是老师没有把写作当作一门相对独立的系统课程去教，只有写作训练，而没有课程视野。

写作课应该自成一整套课程体系，需要从语文课中独立出来。它既包括先授课程，将写作话题相关的核心知识通过一定的课堂组织教学传授给学生，形式可以多样，包括阅读、辩论、演讲；其次才是写作训练课，包括课堂训练或者课后训练，让学生围绕着既定的写作任务进行，要求达成的目标一定要十分清晰，这样才能在之后按照既定的目标对学生的习作进行讲评，学生互评和自评也才可以有据可依。

然后再根据教学目标将学生的习作进行分类，分清哪些是一类卷、二类卷、三类卷，每一类都应该挑选相应的范文，而不应该只挑选最好的文章。只有每一类范文都有，学生才会明确他的作文修改和升格的合理目标在哪——努力将三类卷改成二类卷，二类卷再升格为一类卷，循序渐进。

教师讲评作文不是光讲最好的范文好在哪，那就变成赏析了，主要还是要告诉学生应该怎么改，怎样在自己原有的基础上一步步的进阶。因为对于三类卷的学生来说，他的成功就是下次写成二类卷；二类卷的学生，他的成功就是向一类卷努力进军。

“而对于高考来说，作文拿到60分，语文上120就不会太难了。”王召强对此颇为自信。

问答Q&A

Q1：在写作中所强调的“真情实感”与“理性思辨”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A：“真情实感”的写作要求其实对应于初中生写记叙文；而过分强调“真情实感”就很可能导致学生在“理性思辨”上的不足，主观的抒情过多就会造成多愁善感。而记叙文写作中，也不要过分强调所谓的“生活的真实”，而应该是“艺术的真实”，关键是通过艺术创造，能给人一种真实的“代入感”和感染力。因此，我提倡初中生应该更多地学习创意写作。那么到了高中阶段，就应该强调他的理性思辨能力，他的公民素养。

Q2：学生写作文究竟应该写什么样的作文题目？

A：这方面，我们应该多向法国学习，尤其高考作文题，就是一个哲学问题，指向明确，基于追问式的问题，而且问题范围清晰，比如“平等是不是最高的社会价值”。

不像中国高考的作文题，要么是漫画，要么是隐喻。这样老师就需要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审题训练上，老师在教的不是“怎么把作文写好”，而是“怎么不把作文写偏”，因为题目本身出得太容易让学生写偏了。而且高考还刻意回避社会热点话题，这样的话，想出一个好点的作文题都难。

在我的批判性思维写作课上，我主要选取社会热点话题的原因，其实是考虑到社会热点话题让学生有话可说，学生也会感兴趣。这背后其实也是在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这个需要把社会热点问题转化成讨论课来教，而不是靠默写“二十四字”来教。

Q3：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好语文能力提升和高考成绩之间的关系？

A：高考变成语文教学的指挥棒，这是最大的问题所在。因为这样很多老师不得不将过多的精力都放在刷题上，但是刷题本身并不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成绩，这是一种很低效、很错误的做法。刷题是基于那些对高考题型、知识点不熟悉的学情，而解决这个问题只需要将近五年的高考题做一下就可以了，再刷就是无意义的劳动，只会浪费时间。

因为真正决定学生成绩高低的不是刷题技巧，而是学生的语文能力，靠得是阅读的积淀，是思维的转变，而最关键的是理性思辨的能力。复旦附中语文组在黄玉峰、黄荣华两位老师的带领下一直坚持走的是素质教育这条路，我们不会围绕着高考转，而是坚守提升学生的言语表达能力为宗旨。这样取得的成绩反而是很好的。

Q4：您是怎么看待语文这一学科是“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

A：这个命题实际上是个伪命题。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并没有解决语文的本质属性的问题。而福建师范大学的潘新和老师在《语文：表现与存在》一书里就说过：“语文的本质属性是它的言语性。”言语和语言是有区别的，语言是静态的，语文不仅仅是语言，更是动态的言语活动。举例来说，语法是死的，是语言的一部分，而我们日常的言语交流是可以跳出语法框架的，属于言语活动。我们要求学生做到言语创新，就不能过多地受制于语法限制。比如“网红”这个概念就是一个言语创新，但我们会刻意要求它是否符合语法吗？

所以，语文的本质是它的言语性，要发展学生的言语能力，而不是人文性，也不是工具性。让学生会说、会写才是根本目的，阅读是输入，口语表达和书面表达能力是输出，输出才是目的。这样来看，写作比阅读更重要，更能体现一个人的语文能力。

附：王召强老师所带学生的一篇满分作文（2016上海市高考作文题：“评价他人的生活”）

评价他人生活与价值评估

人生来活在形形色色的评价之中，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在当今的“自媒体时代”，我们的生活更容易曝露于公众视野，同样地，在评价与被评价间的角色转换也因各类平台的崛起而愈加频繁。渐渐地，我们仿佛对评价他人的生活，上瘾了。

热衷于评价不妨说是人的某种天性。人渴望自身与环境的契合，希求自我认同，而为了实现此目的，我们通过评价他人来渗透自己的观点。何况在如今，轻敲键盘便可发声，这种无所束缚的环境更成为我们乐于评价的推动力。从这过程中，我们获得由上而下的优越感以及自我认同感。

诚然，个体和社会需要评价，需要不同的声音奏响乐章。不若如此，对于人来说，就无法达到弗洛伊德所言的“超我”层次——即做社会观念中正确之事的自己，从而终将如一粒散沙，泯灭于社会浪潮的裹挟中，毋宁说上升到最高层次的“自我”了。而于社会，缺乏评价，人们失去发表见解的渠道和权利，那么乔治·奥威尔笔下《一九八四》的恐怖世界恐将真实降临吧。

由此观之，评价的影响力远超过其文字语言范畴，更多地表现在其施加对象对此的反映之中。然而，人的劣根性之一便是缺乏克制，无法“克己”而“守心”之人便迷失于评价的泥潭中，错误估计不同评价的价值，囿于其中无可解脱。

首先便是评价他人生活难逃片面性与个人成见。凯尔纳在其社会学论文中提到“后现代人的自我认同是在角色扮演中实现的”，即我们所得以评价的，不过浮于表面，他人所扮演之象罢了，浅薄无意义的自我表达于人于己都无所裨益。其二则是过度的对外评价，为了抒发个人情绪的“目的热”导致趋向以评价，特别是负面批判为主的“手段盲”。这正是如罗尔斯的《正义论》中所提到的“目的正义”与“程序正义”。想表达看法无可厚非，但为评价而去窥探他人生活，便是对隐私的侵害。若再加之舆论手段，混杂以勒庞所斥的“乌合之众”，网络暴力便屡见不鲜，社会影响之大令人寒颤。

因而，评价他人生活的现象看似凭空而起，实则蕴含现代人自我认同的渴求与价值观的迷乱。所以在新时代下的评价环境中，价值重估显得尤为重要。

何哉？评价他人前，我们应思考其价值意义，勿让其成为刺伤他人之刃。当被评价时，就该如梁漱溟先生那般，不为外物所累，“匹夫不可夺志也”，却又不一味固执己见，而是学习钱穆先生的“择善固执”，让评价成为个人由“功利境界”上升至“天地境界”的正向驱动。而我们作为其中的参与者，只要学着克己守心，妄下定论前先重估事物和行为的真正价值，坦然面对迎面而来的各异言论，评价将塑造出人与社会的和谐范式。

“超级教师报告”相关阅读

◆ 体制外的课堂还有这样的语文课！